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私家园林大量出现并逐渐发展定型，成为士人隐逸生活和精神的家园。作为士人消解苦闷之所在，私家园林开始显现出与士人隐逸之间的关联。
至魏晋时期，中国造园艺术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和成熟的造景、理水、布园形式，其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自此以后，私家园林成为文人园林之滥觞，与皇家园林分庭抗礼，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一朵奇葩。下面，本文将叙述隐逸文化与魏晋南北朝私家园林发展嬗变初探。
所谓私家园林，是一个与皇家园林相对的概念，指那些由文人雅士设计的规模较小，较为精致的艺术载体。
与皇家园林作为单纯的享乐休憩之所不同，私家园林实际上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郁郁不得志或落魄之时的精神休憩与心灵寄托之处，是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映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转折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中央集权走向衰落，作为造园主体的文人、士大夫们蒙受了社会动乱、群雄割据、权力倾轧、政治腐败等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
他们早已厌倦战争，纷纷逃离官场，寄情山水，隐居山林之间，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为玄学与佛学的兴起及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
魏晋玄学融入了传统的儒释道观念，带动了人性与思想的解放与文艺思潮的活跃，对魏晋社会，尤其是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道家思想为盛，深深影响着以山水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园林发展。
在崇尚自然的老庄思想中，不乏许多美学观点园林规划，如“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些道家的美学观念为当时文人广泛接受与采纳，具体体现在私家园林的修建中，便是源于自然却又高于自然的思想理念，并由此形成了“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造园宗旨。
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古代文人在造园时力求达到山、水、植物与建筑的和谐统一，使园林内的建筑美与山水自然美相互融合，达到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境界。
此外，受传统文学观念的熏陶，魏晋私家园林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诗画艺术情趣融入其中，正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所言：“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最忌错杂，方称佳构。”
可见时人对园林的规划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手法，注重园林整体空间的组成与划分，使之形成主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有机整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园林营建风气的盛行，与士人阶层隐逸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可以说，这一时期隐逸文化成为私家园林迅速发展的文化背景。
《晋书·袁宏传》曰：“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士人隐逸往往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离乱时期，也是我国隐逸文化真正定型，并发展成为中坚力量的时期。
这一时期许多有志之士都认为与其在喧嚣的尘世、污浊的官场中度日，不如在山水之中修身养性。此外在当时那种门阀制度鼎盛而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形下，出仕不仅不能一展抱负，反而还有性命之忧，于是很多人都只得靠隐居来避祸全身，这也是此时隐逸成风的重要原因。
私家园林是在隐逸文化兴盛的基础上迅速崛起的，其产生之初就作为士大夫阶层隐逸文化的物质载体，伴随着玄学的传播，加之政治斗争的残酷，士人阶层对于山林野趣的向往与隐逸生活的崇尚更加迫切，于是许多私家园林被争相修建。
与两汉园林相较，魏晋私家园林的审美意趣发生了显著改变，摒弃汉代园林直白的写实描述，改用精练的手法表达山水意象，也就是重视意蕴而忽略形式的审美倾向。这与魏晋玄佛思想对士人审美的影响是离不开的。
私家园林中的山水构造不是对大自然的简单模仿，而是借山水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是“情”与“景”的互动。他们追求的不单单是外在的形象，更多的是山水深远的精神内涵。
以北魏时期张伦的宅院为例，《洛阳伽蓝记·城东》中称赞其对于园林的修建极为考究：“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
显然，张伦宅院中的景阳山并没有拘泥于对真山的模仿与照搬，而是将原有的自然景象进行概括凝练，并融入文化因素与造园者自己心中对山水的理解，这无疑是园林审美史上的一大进步。
山水自古以来就是园林中的重要景观，私家园林的整体布局更是以山水为主。就城市宅园而言，受城市地域空间与等级礼法的约束，这种园林兴建的规模较前代要小得多，无法融入自然山水景观，因此这一时期模拟自然真实山水的人造山体与人工水域成为城市宅园中不可或缺的景观。
与此同时，由于私家园林是士人寄托个人理想与自由的场所，所以其景观布置也与前代园林的风格迥然不同，并不注重大规模排比铺陈的写实，也不过度追求奢侈华丽，而是过渡到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更加注重保留自然的原始形态，体现出造园技艺的飞跃。
与建造在城市之中的宅院相较，建造在郊区的郊野受空间地域的限制较小，园林的规模一般更加宽敞、宏大，因此其在山水建筑等景观的布置上与城市宅园有较大差异。
与城市宅园的人为景观不同，郊野私园中多营建于天然的山地、水域附近，或处于“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匝”（《李百药·北齐书》）的山林，方便对自然山水景色进行直接保留或截取，因而其中多为天然的山水格局。
也正因如此，郊野私园山水景观的构建较城市宅园要便利得多——可以直接取景于自然，既节省了许多人力、物力与财力，又保留了山水最自然的原始形态，使其能够充分展现出自身的淳朴之美，给人营造出一种接近自然，隐蔽于世的观感，这是造园宗旨同隐逸文化的内涵相契合的体现。
就魏晋南北朝而言，营造私家园林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养生。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人与自然是相辅相生的。
在混沌之世中，魏晋文人为求自保，普遍追求平淡、萧条淡泊的艺术境界，希望能在归隐中找到长生不老的极乐世界，与此同时，文人隐逸思想形成，将私家园林赋予特殊的精神寄托色彩。
体现在造园技法之中便是私家园林中对自然之景的大量运用。园林内的小桥流水、游鱼飞鸟、假山叠石动静相谐、阴阳相调的自然景观，汇聚天地养生之气，令人精神盎然，是休养生息的绝佳之所。
在这些古典私家园林中，景观要素把人的感官享受与精神境界联系起来，可以使人从现实的不快、烦恼中解脱出来，进而获得超脱物外、身心合一的思想，故而有益于身心健康，可见魏晋时期的造园理念与隐逸文化息息相关，暗含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在魏晋南北朝私家园林中，植物花木常常被赋予独特的精神品质与内涵，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在私家园林中，在带给人们视觉上愉悦感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寄托着园主高尚的精神品德与人格追求。
作为高洁隐士的代表人物，晋代陶渊明独爱不与众花同的菊花，并影响古今数代人士的观念，自陶公之后，菊花便携一身归隐之意常见于私家园林，借菊花这一物象暗指园主渴望远离朝政，不被世俗所扰，寄情山林的归隐之情。
魏晋私家园林中许多景观的形成都与植物的象征之意有关，其中配置的多种植物花木，不仅是园林精神文化的载体，还兼具了实用功能，许多植物的气味、色彩、药效等都具有治愈疾病、舒缓精神的功效。
在这种诗情画意下的园林生活，淡泊明志，与世无争的心态加上清幽静谧的隐居环境，自然心旷神怡，延年益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私家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动荡与隐逸文化兴起是此时私家园林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士人们在建造园林时高墙隔绝了俗世的喧哗，墙外是纷乱的世事，而一墙之隔的内部却是一片世外桃源，这种一闹一静的强烈反差，是一种和谐的宇宙韵律，体现的是士人对景物与审美感受的契合，及其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
魏晋时期的私家园林，是隐逸文化的遗产，是士人精神品格的符号与象征，它用自己的存在，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历史中士人柔美雅致的精神追求与清高深邃的隐居生活。